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

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（散文）

作者：盘古斩

这个元宵节的午后，爱人和女儿出去逛街了。我把锅碗洗刷好后，看看外面的天气，天阴沉沉的，没有阳光。百无聊赖之下，我坐在沙发上翻手机刷视频。突然，我刷到一个令我肃然起敬的视频，看着这个视频，我内心震撼不已，眼角湿润。

视频里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，已经有八十几岁的样子，瘦削的脸上，一道道皱纹深深浅浅。她穿着一身病号服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说话语速很慢，像是每一个字都要认真地想一想。可当她说出那句话时，眼睛里却隐隐有光——

“我这辈子，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匍匐在地，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。”

那句话就像一把小锤子，一下一下地敲在我心口上。匍匐在地——那该是怎样的姿势？整个人贴着泥土，脸朝着地面，一寸一寸地往前挪。擦干耻辱——那又该是怎样的画面？用手？用袖子？用自己全部的力气？去擦一个国家的伤？这该是具有何等的担当和毅力？

后来我查阅了资料才知道，视频中这位老人叫黄令仪，国人都称她为“龙芯之母”。大名鼎鼎的华为公司内部，从食堂到会议室，都贴满了印有黄令仪老人的海报，并配上文字：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于地，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。”华为，这个伟大的企业，它把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深深地刻进了骨髓里。

黄令仪老人她研究了一辈子芯片，从青丝到白发，让中国的北斗有了“中国芯”，让歼-20有了“中国芯”，让复兴号有了“中国芯”。她说过，芯片是国家的“工业粮食”，我们不能一直靠别人喂饭吃。可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，多少人嘲笑我们造不出自己的芯片，多少人卡着我们的脖子，等着看我们跪下来求人。

她没有跪。她只是趴下了——趴在实验台上，趴在图纸堆里，趴在每一个深夜里。这一趴，就是一辈子。

关了手机，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心情沉重，在窗前站了一会儿，想好好地看看窗外的风景。只是此时窗玻璃上已经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鬼使神差地，我伸出了一根手指，在玻璃上面划了一道。

那道痕迹很短，在整片雾气里几乎看不见。我盯着它慢慢变淡，慢慢消失。

黄令仪那句“匍匐在地”一直在我脑海里不停地旋转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她不是第一个趴下的人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
在我不知道的年代里，还有多少人，是以同样的姿势，一寸一寸擦过来的？

其实这样的人，历史从未断过。

另一个“匍匐在地”的身影，就从记忆深处慢慢浮了上来。

也是在病床上，也是生命倒计时。1986年的邓稼先，全身出血，止痛药从每天一次加到每小时一次。临终前妻子问他，研制原子弹拿了多少奖金。

他说：“十块钱。原子弹十块，氢弹十块。”

十块钱。

从二十六岁拿到博士学位回国，到六十二岁告别人世，他用命换来的，是十块钱。

我算了算，几乎不够买今天楼下超市里一件像样的东西。可就是这微不足道的十块钱，让中国从此挺直了脊梁。

可这账，它不能这么算。有些东西，它是算不清的。

就像钱学森——被软禁在美国五年，连一封家书都要经过特务检查。他放弃了一切，换来一张归国的船票。那张船票，就是他匍匐的开始。

就像于敏——那个“隐身”三十年的名字。没有计算机，他就趴在桌上，用草稿纸一张一张地算，算出了中国第一颗氢弹。那些草稿纸叠加摞起来，比他的人还高。

就像郭永怀——从美国回来时，当着他人的面，烧掉了十几年的讲义手稿。火光映在他脸上，他没皱一下眉。1968年飞机失事，人们找到他的遗体时，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，当人们掰开他们早已僵硬的身体时，却看到胸口紧紧夹着完好无损的核数据。那一瞬间，满地都是悲痛的哭声。

还有赵忠尧——那位在世界物理史上留下名字，却在国内少有人知的人。1937年，为了把50毫克镭从北平带到长沙，他扮成难民，抱着一个咸菜坛子，徒步跋涉一个多月。那坛子里装的其实不是咸菜，而是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的核心。

他一路走，一路躲，不敢坐车，不敢住店，夜里就睡在荒郊野外。到了长沙时，胸口被坛子磨出一片血痂，人瘦得都脱了相，那坛子，却仍然抱得死死的。

就像林俊德——那位直到生命最后一天还在工作的将军。得了胆管癌，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着管子，却坚持要把电脑里的资料整理完。医生让他休息，他却倔强地说：“我不能躺下，一躺下就起不来了。”

他没有躺下。他趴着，趴在病床上继续做整理资料工作，一直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他们都是从远处走来的身影。有的穿着西装归来，有的穿着军装倒下，有的穿着病号服离开，有的至死都没几个人知道名字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姿势——匍匐在地，用脊梁驮着一个民族的尊严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傍晚时分，我下楼扔垃圾。拐过小花园，看见五号楼的王大爷一个人坐在棋桌旁，手里捏着枚棋子，在发呆。

一缕微风吹过，他那长长的白胡须在风中飞舞。

王大爷今年九十多岁了，背驼得厉害，好像一棵老树被大风吹弯了腰。他是我下象棋的棋友，平时下棋很慢，走一步要思索半天。我迈步走过去，在他的对面坐下。

“王大爷，怎么您今儿没找人下棋？”

他闻言抬起头来，浑浊的眼睛慢慢认出了我，笑了笑说：“是你啊！他们都回家过节了。”

那笑容里多少有点落寞。对他而言，已经是九十多岁的元宵节，大概是数一个少一个了。

我陪他坐了一会儿，闲谈了一时。几只麻雀落在棋桌上，又飞走了。忽然想起午饭后刷到的那个视频，就问：“大爷，听说您年轻时当过兵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捋了捋长长的白胡须，点点头：“当过。”

“您上过战场？”

他又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手指摩挲着那枚棋子，是枚“卒”，棋子已被磨得光滑发亮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悠悠地开口。声音沙沙的，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一样。

“那是五一年，跨过了鸭绿江，到了上甘岭。那时候冷啊，零下三十多度，枪栓都拉不开。同乡的战友突然倒在我旁边，眼睛还睁得大大的，我就把他眼睛用手合上，端着枪继续往前冲。”

他说完，停了停，眼睛望向远处，似乎在极力回想当年的一幕幕场景，并寻找当年在一起并肩作战那些战友们的身影。

“那时候您怕不怕？”我轻声问。

他听完，仔细地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：“那时候我们顾不上怕。就知道只能往前冲。因为身后是伟大的祖国母亲，绝不能退。”

我注意到，王大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那原本浑浊的眼睛忽然一下子就变得澄澈明亮了起来，透出一种锐利且坚毅的光芒。

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平平淡淡的。但我听着，眼眶忽然就热了。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”他微微笑了一下，皱纹挤在一起，“后来我活下来了。但好多人都没能回来。”

他没再继续说下去。我也没再继续追问。我们就那么静静地坐着，看天上云聚云散的形状，听微风吹过的声音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，楼道里的灯一盏一盏陆续地亮了起来。远处有一束烟花腾空而起，“砰”的一声在空中四散炸开，五彩缤纷的光瞬间就落了下来。

王大爷不知何时已经走了。我坐在棋桌旁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，忽然想起刚才他说“身后是伟大的祖国母亲”时的眼神。

那种眼神，我在新闻里那些被采访的老兵们的身上见过，在那些堪称国士们的前辈和科学巨匠们的身上见过。但是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地方，在那些失去家园的人眼睛里，是没有这种眼神的。

收回思绪，小区广场上公共大屏幕电视里又在播着新闻。伊朗街头的民众在恐慌地囤积食物，乌克兰的废墟里埋着孩子们的玩具，加沙的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哭得撕心裂肺。

看着电视里的画面，我又想起王大爷的眼神，那是一个足以让黎民百姓放心的眼神，这种眼神只为保护和平而战。

还有那个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名字——日本，他们修宪、扩军，在西南诸岛部署导弹，跟着美国的指挥棒，这些年一次次地在中国的红线边上试探。他们越是想看我们倒下，我们就越要站直了。

一百二十多年前，他们的军舰开进我们的海港。但今天的中国海军，早已不是甲午年的那支北洋水师。他们的军舰胆敢再来，我们的航母就在那里严阵以待地等着。

这就是强大的硬核底气。我们不是要欺负谁，而是让谁也不敢再轻易地欺负我们。

而我们这份强大的底气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

是从邓稼先们的十块钱里来的，是从钱学森们的五年软禁里来的，是从于敏们的草稿纸里来的。

是从赵忠尧们的咸菜坛子里来的；是从王淦昌化名“王京”隐姓埋名十七年里来的；是从像王大爷这样舍家为国抗战的老兵们身上来的；也是从无数前仆后继、为革命甘愿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先烈们铸下不朽的丰碑里来的。

更是从千千万万戈壁滩上的年轻人，风沙里、帐篷里、蘑菇云下，用青春换来的那一声巨响里来的。这底气，就藏在每一个匍匐的身影里。

1964年10月16日，罗布泊一声巨响，蘑菇云腾空而起。那一天，整个中国都在颤抖——不是恐惧的颤抖，是激动的颤抖。

从那一天起，再也没有人敢随随便便欺负我们了。

小广场上传来孩子的笑声。那个放烟花的小女孩跑累了，被她奶奶牵着手往家走。她回头看了一眼还在升空的烟花，笑着说了句什么。火光映在她脸上，一闪一闪的。

她的笑容，和那些新闻里的孩子的眼泪，是同一个世界里截然不同的两个画面。

黄令仪走了，钱学森走了，于敏走了，邓稼先走了，钱三强走了，王淦昌走了，郭永怀走了，林俊德走了，赵忠尧也走了。那些匍匐在地的人，一个接一个地走了。但他们擦过的地方，越来越干净；他们趴过的土地，越来越坚硬；他们留下的精神，越来越辉煌，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。

新一代的接棒人，还在奋力趴着。

实验室里，年轻人还在熬夜攻克芯片技术难题；戈壁滩上，年轻人还在风沙里测试新的科技装备；远洋的舰艇上，年轻人还在海浪中守着祖国的辽阔边界。他们也不畏艰辛地趴着，趴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一寸一寸，继续往前擦。

绚丽多彩的烟花还在次第升空。一朵升起，照亮窗前人仰起的脸；另一朵又落下，消失在深沉的夜色里，明灭不定。

黄令仪老人在病床上说的那句话又浮上来——“匍匐在地”。

原来就是这个意思——不是跪着，是趴下身子，让后人踩着自己的脊梁走过去，走到能俯瞰祖国壮丽山河的地方。

他们匍匐了一辈子，不是为了让自己站起来，是为了让今天的孩子，不必再匍匐于地，都能仰起头，看这满城璀璨夺目的烟花。

那个放烟花的小女孩已经跟着她奶奶进了单元门，她手里的仙女棒早已熄灭了，但天上的烟花还在继续盛开绽放。

我站在暮色里，仰望着那些光一点一点地落下来。风里传来一阵硝烟的味道，很淡，淡到几乎闻不出来。可我知道，这味道和七十多年前上甘岭战场上弥漫的硝烟，是不一样的。

这是过节的味道。

注：科学家黄令仪（1936年12月8日—2023年4月20日），女，原名廖文蒂，广西南宁人，祖籍桂林全州县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微电子领域专家，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、被誉为“中国龙芯之母”。